韩愈是唐代时期著名的文学家,同时他也是一位影响深远的思想家。韩愈的思想主要是结合前人古文的经验,这种经验也是唐宋时期古文运动的主要思想,他的思想影响了唐代、宋代的诸多文人墨客。
韩愈的思想主张
韩愈在政治上属于当时的保守派,支持腐朽的阉宦俱文珍等的势力,打击当时比较开明的革新派王叔文、王伾等进步势力。韩愈主张维护当时腐朽的中央集权政府,反对政治革新。他的著作有《韩昌黎集》,其中关于哲学和政治思想的重要著作有《原道》、《原性》、《原人》、《原鬼》和《与孟尚书书》等。
韩愈没有明显的哲学体系,但主张“天命”有莫大权威。人不应当用人力来改变天意。可见他的世界观基本上属于客观唯心主义。
在《原道》一文中强调指出:道和德是有具体内容的,这就是仁、义。“仁义”是内容,是“定名”,“道”和“德”则是形式,是“虚位”,两者不能分开。而“仁”实质上是“博爱”,它通过人们的具体行动表现出来,而且表现得适当,这就是“义”。
朝着这个“义”的方向去做,这就是“道”。在这里,韩愈把仁义的整体称为“道”。“道”是客观存在,所谓仁义自然也是客观存在。至于“德”则是“道”的一部分,是“足乎已无待于外”,即存在于人们主观之中的。
即是说,人有仁义的本性,无须向外界学习,只要发挥这种本性就是“德”,就可以与客观存在的“道”相印合。可见,韩愈所谓“道”,其实就是封建的伦理道德,是宇宙精神,这种观点显然是客观唯心主义。
韩愈认为这些道德都是先验的,它经过圣人的本性来体现,经过圣人的言行而建立起来,圣人把握了这些道德就为人民兴利除弊,建立起人类社会,故圣人有大功德于人民。
韩愈崇尚孟子但否定汉代儒学的原因
孟子的思想,特别是其社会政治思想,在前秦诸家乃至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可说是最有光彩的。在君主与民众的关系上,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之说,把人民放在第一位,国家其次,君在最后。
认为君主应以爱护人民为先,为政者要保障人民权利。在君臣关系,孟子提出:“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把君臣关系看做是一种相互对待的关系。
孟子还提出:“长君之恶其罪小,逢君之恶其罪大。”极端反对臣对君的阿谀奉承。孟子的这些思想无疑是非常进步的,但后人坚持这一思想原则,则不可避免地要与皇权发生冲突。
韩愈本人也正的如此,韩愈自己也明白,他所信奉的先秦儒家思想在现实政治中是行不通的,只能用文章表达出来。他在《争臣论》中言:“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就已经说得很清楚。
韩愈的对儒家和佛教的影响
韩愈的人性论是和他的政治理论密切联系着的,他企图以儒家自孟子以来的先验性善论来反对佛道讲清静寂灭是人的自性。同时又企图证明人性与社会制度无关,人性的恶只是由于人们接于物的情的变化,故要导人为善,只要把人的本性扩而充之,施以教育,使人们正心诚意,不为七情所蔽就可以达到目的。
如果遇到下品的恶人被奴役的人民群众,他们溺于七情,无可教化,也只须加强严刑峻法的统治,使他们“畏威而寡罪”,同样可以天下太平。这样说来,社会制度就无须改革了。韩愈的人性论的政治目的就是如此。
韩愈从儒家正统的立场出发,斥佛教为夷狄之物,与伦理道德不合,不讲礼义,灭绝人伦,不讲君臣父子之道。因此他主张把佛道的经典都烧掉,把寺院都没收改作其他用途,而所有教徒都要还俗,用先王的儒家道理施以教育。
他反对佛道,除了理论上的驳斥外,还具体地指出教徒只有浪费,不事生产,人们信佛道既要消耗大量财宝,又要抛弃生业,影响生产,甚至还要毁伤身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