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永与晏殊词的异同

柳永和晏殊，北宋同期著名词人，都写得一手好词，堪称婉约词派的的宗师，这样的一时瑜亮，既没有相爱，也没有相杀，他们的人生轨迹、际遇环境完全不同，但却都用自身的思想感悟，为我们留下了无数惊艳时光、温柔岁月的词章。

柳永与晏殊词的异同

相同之处

晏殊与柳永同是北宋词人，二人出于同一时代，词作风格相似，柔美婉约，可以说同是宋代婉约词派的代表人物。

不同之处

柳永与晏殊的人生志趣、经历不同，所填词作描写的内容、形成的风格，也截然不同，有着很大的反差。

柳永词作，大量描写男女之间的感情、恩爱，词中的女主人公，多数是沦入青楼的女子，表现了世俗女性大胆而泼辣的爱情，写出了被遗弃的或失恋女子的痛苦心声。

而晏殊14岁被宋真宗“钦点”为进士，从此走上仕途的光明大道，32岁任枢密副使，成为朝廷“宰执”，52岁官至首相，一生富贵。

这样的生活环境与经历，养成了他高雅的情趣，使他的词作雍容华贵、词藻华丽，有闲雅的意趣和高致的思绪，无不充满富贵气。

同样喜欢塑造女性形象，柳永与晏殊词中女性形象，有何不同

在晏殊的笔下，女性是作为客观形象，作为被观照的对象，女性并不是词人写作的重点，更多的时候是作为词人表达对人生和生命感悟的手段或方式。

与柳永以女性口吻作词不同，晏殊的词多是从第三者的角度出发，把女性当作是物化的审美对象，以旁观者的眼光来描写和刻画这些女性。

同时，在晏殊的词中，较少整篇描写女性，女性是整个客观物像的一部分，较少成为整首词的主题。

词人以点带面地对这些女性进行刻画和描写，进而发出对人生、对生活的感触和想法。

如“菊花残，梨叶堕…慢飐舞娥香袂。君莫笑，醉乡人，熙熙长似春。”（《更漏子·菊花残》）

这首词中写了一位“舞娥”，写她风姿绰约，舞艺高超，在音乐声中翩翩起舞，但纵观整首词，词人的重点并不是描写这位“舞娥”，“舞娥”只是词中的一部分，词人是借此来感叹时光易逝，要及时行乐。

再如“炉中百和添香兽，帘外青蛾回舞袖。此时红粉感恩人，拜向月宫千岁寿。”（《木兰花·杏梁归燕双回首》）

“燕子欲归时节，高楼昨夜西风，求得人间成小会，试把金樽傍菊丛，歌长粉面红”（《破阵子·燕子欲归时节》）

等这些词中女性都只是被当做被描写对象的一部分，词人是站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描写这些女性，这些女性只是他人生活的点缀。

柳永自幼与母亲一起生活，他对女性的了解和对女性情感的把握更透彻和深入。

同时由于身世、遭遇等不同，柳永与下层女子接触较多，他真正同情她们的遭遇，理解她们的想法，所以柳永对于女性，特别是对处于社会下层的女性有一种不自觉的同情和怜悯。

在他的笔下，女性不是纯粹的描写对象，不只是作者借此抒发胸臆和表达情感的客观对象，而是将女性当做独立的个体和描写对象。

柳永对于这些市井女子、风尘歌妓的遭遇，给予了无限的同情和理解，真正关注她们的内心感受和情感需求，站在女性的角度真切地抒发他们的内心感受。

他的词能深入到女性的内心世界，写出这些女性所想、所感、所悟。

“堪伤。朝欢暮散，被多情、赋予凄凉。别来最苦，襟袖依约，尚有余香。”（《彩云归·蘅皋向晚舣轻航》）写出了女子的离愁别绪。

“几时得归来，香阁深关。待伊要、尤云殢雨，缠绣衾，不与同欢。尽更深、款款问伊，今后更敢无端。”（《锦堂春·坠髻慵梳》）此词对女子的心理描写饶有情趣，柳永对她的心理世界极为理解，才能准确生动地表现她大胆热烈而又果敢的性格特征。

有的更是女性的内心独白，如《定风波·自春来》这首词完全是以一个女子的口吻来诉说的，对心中苦闷的宣泄、对情郎薄情的控诉、对纯真爱情的向往都借女子之口表现得淋漓尽致。

晏殊词中描写女性的词大多是温婉含蓄的，在他的词中，女性的画面感总是淡淡的，她们的感情真挚而有节制，不像柳永词中女性感情那般热情炽烈。

这与晏殊自身的性格以及生活环境都有很大关系。

晏殊年幼聪慧过人，十四岁经过廷试，被赐予同进士出身，并任命为秘书省正字的官职，后来又升为集贤校理、太常寺奉礼郎，入史馆。

相对于柳永，晏殊仕途坦荡，生活优裕，性情也很平和，这导致他的词作描写的内容大多是上层士大夫优裕的享乐生活，多是听歌观舞、消闲娱乐以及对时光易逝、悲欢离合的人生感触，多是淡淡的感伤。

因此他词作中的女性形象在情感上多是温婉含蓄，内敛而有节制的。

而且在他的词中，很多女性都是清淡雅致、端庄秀丽的形象。

在《浣溪沙·青杏园林煮酒香》中，诗人没有刻意渲染女子的愁绪与苦闷，心情随着时序变迁而变化，闲愁闲闷，怨念愁苦都是做淡化处理，不像柳永词中的女子感情那般浓烈。

再如“人别后，月圆时。信迟迟。心心念念，说尽无凭，只是相思。”（《诉衷情·露莲双脸远山眉》）对于相思之情的表达也是理智而节制的。

柳永词中女性情感的描写则大多是热情而炽烈的。

与柳永接触的女性中，最多的是歌妓，他也真心爱怜这些风尘女子，所以在柳永的词中，女性形象多是歌妓。

这些歌妓由于自身性格和生活环境的影响，她们不像青春少女以及闺楼阁女那样含蓄内敛，她们敢爱敢恨，大胆而热烈，对于心中的爱恨情仇不吐不快，不会遮遮掩掩。

最具代表性的词是“坠髻慵梳，愁蛾懒画…认得这疏狂意下，向人诮譬如闲。把芳容整顿，恁的轻孤，争忍心安…尽更深、款款问伊，今后更敢无端。”（《锦堂春》）女性的这种富于心计、泼辣、大胆的性格在这首词中表露无遗。

词中的女子不再是封建礼教下温柔懦弱、听人摆布的形象，而是敢爱敢恨、敢想敢做、不拘礼法的女性形象。

面对情人的失信，她不是一味的伤心悲痛、自怨自艾，词中写到她盘算着他有天归来，她定要教训他。

柳永描绘了一位的泼辣、大胆、傲气又不失可爱的市井女性形象。

柳永和晏殊二人词中的女性形象类别也存在差异。

在晏殊词中，女性形象的类型更丰富一些。

周召在《双桥随笔》中写到：“晏元献虽早富贵，而奉养极约。唯喜宾客，未尝一日不宴饮……亦必以歌乐相佐，谈笑杂初。”此中可见，晏殊经常宴请宾客，并且都要辅以歌乐，而这些歌乐多由歌妓表演，歌妓自然就成了晏殊笔下不可或缺的女性形象。

除了这些歌妓，晏殊还写到清新脱俗、自然纯真的采莲女（《渔家傲·越女采莲江北岸》）、采桑女（《破阵子·燕子来时新社》），端庄秀丽、轻盈淡雅的仙女（《渔家傲·叶下眠未稳）》）以及忧思愁苦、烦闷哀怨的思妇（《破阵子·海上蟠桃易熟》）、怨妇（《红窗听·记得香闺临别语》）等女性形象。

前面提到，晏殊“早富贵”，自幼生活优裕，后又仕途坦荡，想必接触到的女性也是各种各样的，所以晏殊笔下的女性形象类型更丰富。

同时，晏殊少国事之忧，加上他温和修谨的性格，所以他词中的女性多是一种淡雅之美，感情的抒发也是温婉而节制的。

相较而言，柳永词中的女性形象类型相对单一，以歌妓为代表的世俗女性形象是其中最主要的女性形象，在柳永的“约212首作品中歌妓词有149首，占全部词作的70%”。

这与柳永个人的身世遭遇、当时的社会风气以及词作的传统都有密切的联系。

柳永由于仕途不利，对为官为政失去信心，长年混迹于下层社会，长期与歌妓接触，对处于社会下层的女性有一种不自觉的同情和怜悯，他真诚地为这些市井女性写作，所以在柳永词中出现了大量的歌妓形象。

同时，晚唐五代词中已经有描写歌妓的传统，比如《花间集》中就有歌妓形象的描写，但多是站在审美者的角度对歌妓的审美书写。

另一方面，随着城市经济进一步繁荣和发展，市民阶级进一步扩大，歌妓也在宋代发展至繁盛阶段，这也从侧面促进了柳永词中歌妓形象的增加。

柳永所作出的贡献

柳永是北宋时期第一个有意识地进行创作慢词的文人。这里的慢词，并不是指字数多、篇幅长，而是指节奏上的慢。

因为词创作出来的最终目的是要配乐歌唱的，而之前的文人词很少将节奏慢下来，直到柳永的词作。柳永是有意识地将这个配乐的节奏慢了下来，由此更能够凸显出词的本质特点，也就是词作的婉转缠绵。

这一转变，让北宋词有了词本身的韵味，更让其有了创新之处。这就是柳永为北宋词做出的最为重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