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对韩愈的评价

韩愈是有名的教育家，他是国子监的博士。唐朝时期的国子监博士，相当于现在最高学府的教授。能成为国子监博士，可见韩愈在文学领域的成就极高。对于韩愈的文学地位，苏轼是极为认可的，他曾评韩愈“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

苏轼对韩愈的评价

苏轼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中说道：“自东汉以来，道丧文弊，异端并起，历唐贞观、开元之盛，辅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独韩文公起布衣，谈笑而麾之，天下靡然从公，复归于正，盖三百年于此矣。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岂非参天地，关盛衰，浩然而独存者乎！”

同时，他也在《韩愈论》中说：“韩愈之于圣人之道，盖亦知好其名矣，而未能乐其实。何者？其为论甚高，其待孔子、孟轲甚尊，而拒杨、墨、佛、老甚严。此其用力，亦不可谓不至也。然其论至于理而不精，支离荡佚，往往自叛其说而不知。”

苏轼在充分肯定韩愈历史地位的同时，对韩愈及其弟子主张怪奇的文风提出了批评，他在《谢欧阳内翰书》中说：“盖唐之古文，自韩愈始。其后学韩而不至者为皇甫湜，学皇甫湜而不至者为孙樵。自樵以降，无足观矣。”

韩愈恃才发高论，在《送穷文》中云“不专一能，怪怪奇奇”；又在《荆潭唱和诗序》中高言“搜奇抉怪，雕镂文字”；还在《醉赠张秘书》中有“险语破鬼胆，高词媲皇坟”之说；更在《贞曜先生墓志铭》中夸张地说“刿目心，刃迎缕解，钩章棘句，搯擢胃肾，神施鬼设，间见层出”。

苏轼对韩愈追求怪奇风格的批评，可谓是切中肯綮，并且在当时更具有针砭现实的作用，这也体现了他论文讲求自然、平易的文体风格和美学思想。苏轼对韩愈的这种认识态度，对北宋韩愈观以及其后文学史上的韩愈观都起到了矫正和定调作用。

通过苏轼对韩愈的批评，可以见出苏轼所倡导的古文，乃是“词语甚朴，无所藻饰”之文，能“追两汉之余”并“道意所欲言”之文，既矫“浮剽”之弊而又不“用意过当”之文，而这正是苏轼韩愈观之内核所在。

苏轼的韩愈观与他的文章功用观和文章体性论内外表里一致。关于文章的功用，苏轼强调“以体用为本”和“有为而作”，并且主张文章要“言必中当世之过”，以“有补于国”。

苏轼在《答乔舍人启》中指出：“某闻人才以智术为后而以识度为先，文章以华采为末而以体要为本。国之将兴也，贵其本而贱其末；道之将废也，取其后而弃其先。用舍之间，安危攸寄。故议论慷慨，则东汉多徇义之夫；学术夸浮，则西晋无可用之士。”

由此可见，苏轼强调辅时及物的文章体用观和主张自然成文的体性风格说，对韩愈及其后学乃至北宋初年古文家囿于儒家道统而显狭窄的文章体用观，以及一味追求奇险怪涩的文体偏好，无不具有纠偏意义。苏轼韩愈观的可贵之处，正在于此。

韩愈的韩门弟子出自什么书

《新唐书·韩愈传》。

韩愈倡导古文，不顾流俗的訾议，抗颜而为人师，影响很大，不少作家以他为师表，学习古文。《新唐书·韩愈传》提出：成就后进士，往往有名，经愈指授，皆称“韩门弟子”。

李翱与皇甫湜人称为韩愈的两大弟子。二人都积极阐发韩愈的古文主张，学习韩愈的散文风格。李文平易通畅，皇甫文奇僻险奥。李汉、沈亚之等也是“韩门弟子”，但古文成就都不大。

“韩门弟子”中还有一批诗人，如贾岛、刘叉等人。

韩愈是怎么看待人才问题的

韩愈的短文中最为人称道的是《杂说四》：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材，鸣之而不能通其意，执策而临之曰：“天下无马。”呜呼！其真无马邪？其真不知马也！

韩愈杂文中最可瞩目的是那些嘲讽现实、议论犀利的精悍短文，其形式活泼，不拘一格，具很高的文学价值，对后世颇有影响。

文章通篇以马喻人，表现了作者对人才受压抑的悲愤，构思精巧，寄慨遥深。韩愈高度重视要善于识别人才。在《杂说四》中说，世上有了伯乐，然后才能出现千里马。千里马是经常有的，而伯乐是不常有的。

所以虽然有好马，恰巧在庸人手里受委屈，一个接一个地死在马槽里，不能因日行千里而出名。这是因为社会上缺少识别人才的人，所以难于发现人才。韩愈嘲笑那种不识人才之人。鞭打马，打得不合理，喂不饱它，不能发挥马的能力，马叫，而不知道它的意思。

这种人反而拿着鞭子靠近马喊道：“天下没有千里马！”这个比喻是讽刺那种不善于识别与培养人才的人，既可怜又可叹。反之，只要善于识别和培养人才，人才就会脱颖而出。韩愈针对时弊写下上文，为怀才不遇的人鸣不平，对统治者用人唯亲的政策，进行了有力抨击。